文艺批评 | 黄东兰：作为隐喻的空间——日本史学研究中的“东洋”“东亚”与“东部欧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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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中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出现过“东洋”“东亚”和“东部欧亚”三个地理范围大致相同的地域概念，三种概念分别代表了日本史学界关于中国与其周边世界相互关系研究的三次“空间转换”。第一次转换以明治中期东洋史的诞生为标志。作为日本对外扩张时代的“帝国知”，东洋史强调“东洋诸民族”之间“平等”的竞争与对抗，颠覆了儒家传统的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华夷叙事。第二次转换发生在战后初期，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基于历史上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之间密切的政治和文化关联，揭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内在同一性。进入21世纪后，日本史学界出现了从“东亚”到“东部欧亚”的空间转换的趋势。“东部欧亚”论者批评西岛理论的“中国中心”取向，从全球史视角关注中国与周边势力，以及周边势力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农耕与游牧、汉与非汉问题上与战前的东洋史叙事遥相呼应。

本文首发于《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感谢“学术月刊”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推送！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黄东兰

○

- 作为隐喻的空间 -

日本史学研究中的

“东洋”“东亚”与“东部欧亚”概念

○

现代日语中的“东洋”（東洋，Orient）是“西洋”（Occident）的对应词，主要指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但是，在明治中期出现的东洋史中，“东洋”主要指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并不包括在内。“东亚（東アジア，East Asia）”是战后日本史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地域概念之一。在西岛定生（1919?--1998）著名的“东亚世界论”中，历史上的“东亚”涵盖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它们共同拥有汉字、儒教、汉传佛教和律令制度，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和“东亚文化圈”。近年来，西岛理论因其“中国中心”取向而受到批判，越来越多的日本史、东洋史研究者开始放弃“东亚”概念，代之以“东部欧亚”（東部ユーラシア，East Eurasia，地理范围大致为“帕米尔以东”）概念。

从明治时期的“东洋”到战后初期的“东亚”，再到近年出现的“东部欧亚”，三者都是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地域概念，所对应的空间范围基本上均为中国及其周边世界。它们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条件，又分别承载着某种预设的价值。鉴于国内外学界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本文将以“东洋”“东亚”和“东部欧亚”的地理范围、时代背景，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为线索，探讨它们分别隐喻了怎样的学术和政治诉求。

01

“东洋”概念

在中国典籍里，“东洋”泛指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及南洋，而“西洋”则指印度洋和印度以西的地区。此种地理空间观念随着大量中国书籍传入日本，也影响到日本人的空间认识。在江户时代日本的文献里，以中国为“中”、以日本为“东”的用例不胜枚举。如新井白石在比较日本、中国与欧洲语言的发音后指出：“东方之音如新莺。中土之音如乔迁之莺。西方之音乃如流莺。”这里的“东方”是相对于“中土”（即中国）的日本。然而，自江户中期起，随着日本与欧洲接触的增加，“东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与指称欧洲的“西洋”相对应的概念，其空间范围也扩大到包括中国和中国文化影响所及的广大地区。此种新的“东洋”概念的典型用例，是佐久间象山著名的诗句“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省侃录》，1854年）。在这里，“东洋”和“西洋”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含义，前者长于道德，后者长于技术。在熟读儒家典籍的佐久间看来，“东洋”具有高于“西洋”的道德优势，而日本则无疑是“东洋”世界的一员。

明治维新后，“东洋”不再指原先中国语境中的东方之海、以及海中岛国日本，而是作为“西洋”的对应词，泛指整个亚洲。明治十年以后，随着以日本为“东洋之盟主”、抵抗欧美列强入侵的亚洲主义思想逐渐抬头，“东洋”一词的使用也随之增加。然而，明治时期的“东洋”只有在与“西洋”相对应时才泛指亚洲，“东洋”在地理上指的是“东方亚细亚”或“亚细亚之东边”，即包括中国、朝鲜和日本在内的亚洲东部地区。在历史教育和史学研究中，受明治初期形成的日本史、“支那史”（即中国史，后改为东洋史）和万国史（后改为西洋史）框架的影响，作为“国史”的日本史不包括在东洋史之内，因此，东洋史中的“东洋”的地理范围指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亚细亚”。根据桑原骘藏（1871--1931）《中等东洋史》的定义，“东洋史即东方亚细亚之历史”。“东方亚细亚”由喜马拉雅、葱岭和阿尔泰三大山脉环绕，包括中国和朝鲜。如果除去朝鲜半岛的话，东洋史中的“东洋”，与清朝的疆域基本一致。

东洋史的前身是中学历史课程“东洋历史”，它诞生于一个不寻常的年份--1894年，亦即逆转中日两国命运的甲午之年。是年，在高等师范学校召开的中学教育改革会议上，该校著名的汉学家那珂通世（1851--1908）建议，将原先的三分科制改为日本历史和世界历史两个部分，世界历史由“东洋历史”和“西洋历史”构成。那珂构想中的东洋史是以中国史为主的“东洋诸国”治乱兴亡之史，兼及汉、突厥、女真、蒙古等民族盛衰消长的历史。那珂的提议得到了文部省的认可，那珂也由此被称为日本“东洋史之父”。改革后的“日本史”和“西洋史”基本上保持了原先日本史和万国史的内容，日本史仍旧依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叙述起源于远古“神代”的天皇家族的历史，而西洋史也基本上没有越出斯因顿《万国史》的范围。东洋史与原先的“支那史”相比，虽然仍以中国王朝的兴替为梗概，但二者的空间意识和叙事结构却大不相同。

东洋史在历史叙事上的最大特征在其空间表述。东洋史在空间上打破了儒家传统的由中原王朝和四裔构成的中心--周边的差序结构，将中原王朝与周边势力的关系描述为“东洋诸民族”间竞争与对抗的历史。这一变化从那珂本人的两部教科书，即甲午前的《支那通史》（1888--1890，以下简称《通史》）和1903年的《那珂东洋小史》（1903年，以下简称《小史》）中清晰可见。《通史》（原文为汉文）按照欧美万国史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编纂体例，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远古到周代）、中世史（秦到宋）和近世史（元明清）三个时期，以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为主线，兼述典章制度、文化风俗和社会变迁。《通史》在涉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时，既有西方文明史观下的时间等级化特征，也保留了中国正史的华夷色彩。那珂将生活在“支那帝国”内的人群分为支那（汉人）、韩（高丽）、东胡、鞑靼（蒙古与回）、图伯特（西藏）和“江南诸蛮种”六个“种族”（即民族）。在那珂笔下汉人文明程度最高，“当四邻皆纯夷之时，汉土独为礼乐之邦，政教风俗已擅美于东洋，足以观古代开化之一例矣”。朝鲜人“文化夙进，亚于汉人”。而苗、瑶、獠等“江南诸种”则“皆性极顽陋，在众夷中为最劣”。匈奴等北方民族“皆无城郭常处，以畜牧射猎为业，贵壮贱老，不知礼义，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亦取（娶）其妻，故汉人贱斥，至以为犬猪之类”。显然，那珂按照儒家华与夷、文与野的标准将中国境内的不同民族序列化，他笔下的“支那帝国”空间，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华夷空间。

与此不同，那珂《那珂东洋小史》投向“夷狄”的视线与《支那通史》迥然不同。虽然在《小史》中还偶尔会出现“北狄”“南蛮”等来自中国正史的华夷表述，但是，已经看不到《通史》中关于匈奴等北方民族“不知礼仪”“戎狄窃据北带（北方）”“卒为中国患”“夏人叛宋”等表述，而且，那珂还将冒顿单于描写为“东灭东胡，西逐月氏”，迫使汉朝与之和亲、提供岁币的英雄；称赞建立前赵的匈奴裔刘渊及其子刘聪、族人刘曜等“皆有文武之才”。反之，北魏孝文帝因推行汉化政策而遭到鲜卑贵族反抗，则“足为醉心他国之美风，骤然改变旧俗者之戒”。《通史》与《小史》关于蒙古崛起的叙述，更是清晰地反映了那珂历史观的变化。《通史》在记述蒙古灭金宋时，称蒙古兵“所过无不残灭，人民屠戮，不知其几百万，金帛子女兽畜，皆席卷而去”。反之，《小史》不再提及蒙古军队的烧杀掳掠，而是用大量笔墨描写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勇猛的蒙古骑兵征服金、宋、西夏，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空前大帝国的武功，称拔都西征为“堪比亚历山大东征的壮举”。比较二者可见，《通史》从儒家的道德史观出发，着重描述了蒙古军队征服过程中的残酷行为；而《小史》则将视野扩大到欧亚大陆，关注蒙古势力的兴起给欧亚大陆的国际格局带来的变化。可以说，《通史》是一部出自汉学家那珂之手的汉文化中心的中国通史著作，而《小史》则是一部出自东洋史家那珂之手的去汉文化中心的历史。

东洋史诞生于甲午之年并非偶然。明治维新后，日本以西方为师，实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仅用二十多年时间就取代中国成为东亚强国。对日本来说，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学习和仿效的对象，但是，褪去昔日文明母国光环的中国，却有着另一层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成了日本对抗欧洲列强，进行海外扩张的必取之地。随着日本的军事力量向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急剧扩张，了解中朝两国的地理和历史，成为当务之急。1895年1月，那珂在大日本教育会上所作的题为《东洋地理历史讲义》的系列演讲中，特别强调了东洋史教育的现实意义。那珂说，日本的军队之所以能在甲午战争中取胜，是因为日本的参谋本部事先深入研究了“东洋之地理”。战争结束后，日本商人要到中国去从事贸易活动，也需要了解邻国的历史和地理，此乃“实用上的需要”。他还强调，日本人不仅要熟悉中国和朝鲜的地理，还应当广泛了解西伯利亚、越南、印度等欧洲殖民地的情况，这样方能“握东洋之霸权，为文明之先导者，合东洋诸国以当欧罗巴人之势”。《东洋地理历史讲义》中涉及许多“实用”知识，从中国大陆的山川地理、政治军事制度，到北方民族征服和统治中原的历史变迁，而不再出现《支那通史》中有关先秦诸子、汉魏学术和唐诗宋词的内容。作为一个熟读中国典籍的历史学家，那珂清楚地意识到，东洋史可以为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军事扩张提供有用的知识。

《东洋地理学史研究（大陆篇）》

正是上述中国观的变化，使那珂最终放弃了《支那通史》的写作。《支那通史》原来计划写七卷，跨越上古到明清的数千年时间。但是，只出版到第三卷蒙古灭南宋便戛然而止了。按照桑原的说法，《支那通史》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那珂写到元代部分时，由于“元史资料多缺漏”，便着手点校《元史》《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进而将学术方向转向了蒙古史研究。桑原此说一直影响至今。但是，从上文对甲午前后那珂历史叙事的分析看，《支那通史》之所以止于南宋而搁笔，固然有史料不足等客观原因，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作者历史意识的变化这一主观因素。甲午战争后，那珂放弃《支那通史》以王朝更替为核心的中国史框架，将中国历史置于“东洋”诸民族“争天下”的空间格局之中。那珂奠定的这一叙事框架构成了战前日本东洋史学的基本格局，影响了几代人。

那珂东洋史构想最初的成果，是由那珂亲自校阅、由他的弟子桑原骘藏编写的《中等东洋史》（1898年）。该书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民族兴衰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这成为后来出版的许多东洋史通史所模仿的对象。桑原将东洋史分为四个时期：上古期（又称“汉族膨胀时代”，太古到东周末年）；中古期（又称“汉族优势时代”，秦汉到唐末）；近古期（又称“蒙古族最盛时代”，契丹北宋到明末）；近世期（又称“欧人东渐时代”，清初到甲午战争）。除了欧亚对抗的“近世”期以外，其它三个时期的叙事都以“东洋诸民族”逐鹿中原的历史演进为主轴。在桑原笔下，“东洋”是 “东方亚细亚”各民族相互对抗、角逐之场，登场者都有参与“争天下”的资格。而近世期的“东洋”，则是在欧洲势力出现之后形成的“东洋”与“西洋”（欧洲列强）的对抗空间。《中等东洋史》不是一部普通的教科书，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中国正史以中国为“天下”为中心的华夷叙事框架。也正因为如此，宫崎市定称桑原的《中等东洋史》是近代日本东洋史学的奠基之作。

东洋史学是在欧洲近代史学影响下形成的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在明治时期，日本先后出现过两个主要的近代史学流派，一个是英法启蒙史学影响下的文明史学，以福泽谕吉和田口卯吉为代表；另一个是德国兰克史学影响下的实证史学，又称学院派史学，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日本的实证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德国人里斯（Ludwig Riess，1861?--1928）。里斯毕业于柏林大学，1887年受明治政府之邀来到日本，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值得注意的是，里斯不仅传授了兰克史学的史料考证方法，还带来了当时欧洲新兴的“民族”史学。他告诉学生们，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揭示“民族共同体”如何演变为民族国家之过程。东洋史学兼具兰克史学的文献学方法和民族史学的特色。里斯的第一个弟子白鸟库吉（1865?--1942）后来成了日本东洋史学的创始人，毕生致力于匈奴、鲜卑、西夏等周边民族的研究。白鸟和他的后继者们继承江户以来的汉学传统，擅长利用汉文史料，同时还吸收欧洲东方学的方法，利用突厥语、契丹语、蒙古语、满语等多种语言文献，在塞外史、西域史和东西交通史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正如那珂在提议创设中学东洋史时所设想的，“南北问题”即华与夷、汉与非汉的关系问题，成了战前日本东洋史学的中心课题。在“南北问题”上，白鸟库吉经历了从华夷叙事到民族叙事的转变。白鸟早年认为，与北方勇猛的“戎狄”为邻，是汉族最大的不幸。汉族为了防御“戎狄”，被迫长期处于防卫地位，故而形成了保守的习性。然而，白鸟在1926年发表的《东洋史上的南北对立》一文中改变了他早年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上“汉”与“北狄”两大势力一兴一废，导致了周边势力的聚合集散。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清代皆为北压倒南。而在汉族势力强大、防御坚固的汉代与唐代，北方民族在中原王朝的威势下向东西扩散，其势力波及到朝鲜半岛、中亚乃至欧洲。近代欧洲势力出现后，英俄两国分别在南方和北方扩展势力，形成了亚洲史上新的南北对立。在白鸟的笔下，南与北、中原与周边、汉与非汉，这些参与争天下的“行为者（actor）”在竞争的漩涡中有生有灭，有沉有浮。白鸟论述汉与非汉之间的势力消长的视角，与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颇为相似。

那珂通世及其著作《支那通史》

日本东洋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宫崎市定在“南北问题”上的立场耐人寻味。宫崎在《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年）一书中，借用卢梭批判欧洲近代文明的“野蛮人/文明人”的二元对立概念，对中国传统的华夷叙事进行了反叙事。宫崎将卢梭的“野蛮人”改为“朴素民族”，以取代中国正史中的“夷狄戎蛮”，他所说的“文明社会”指的是中原的汉民族和汉文化。宫崎认为“朴素民族”敏于行动、富于意志、刚强、集体主义，而“文明人”则理智、缠绵、柔弱、个人主义。宫崎指出，中原地区的汉族由于文明高度发达而陷入颓废，病入膏肓，周边的“朴素民族”一次又一次进入中原地区，给衰老的中原文明注入了活力。然而，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沉湎于中原奢华的“文明生活”，好逸怠武，最终被其他“朴素民族”消灭。同为东洋“朴素民族”的日本，近代以来因吸收欧洲的科学文明，而肩负着“东洋社会”的未来。

比较白鸟和宫崎关于“南北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到，白鸟与那珂、桑原一样，否定儒家传统的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华夷叙事，将“东洋诸民族”的关系描述为汉与非汉、农耕与游牧两大势力相互角逐的关系。在白鸟的“国际关系”视野中，南与北、汉与非汉之间是“对等”关系。而宫崎则从文明史的角度探讨“东洋”空间中的南北问题，将北方勇武刚强的“朴素民族”置于南方病入膏肓的“文明社会”之上。宫崎“反转华夷”的历史叙事，将那珂以来的东洋史叙事框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为战前的东洋史重重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那么，作为一个地域概念，“东洋”所内涵的诸如“南”与“北”之间具有怎样的同一性或相似性呢？宫崎市定在晚年对东洋史做了如下概括：

在精神上，东洋史完全不同于支那史。虽然支那史在东洋史中十分重要，因而在东洋史的叙述中中国史所占的比重最大，但是，支那史以记述中国本身的历史为目的，而东洋史则以阐明东洋所有民族的命运为目的。东洋史将东洋所有民族皆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不得有高低之分。因此，即使东洋史在内容上以中国为中心，其立场也有别于从前中国人以中国为内，以其他民族为外的立场，东洋史不过是客观地将中国视为物理上的重心而已。

虽然如上文所述，宫崎本人在汉与非汉之间，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持“完全平等”的态度，而是秉持抑“华”扬“夷”的立场，但是，上面这段引文中包含着理解“东洋”空间的重要提示，即，东洋史将中国从华夷叙事中的文化中心变为“物理上的重心”。东洋史将“民族”作为历史的主角，通过抬高塞外民族的历史地位，实现了日本史学研究中的第一次去中国中心化。

宫崎市定和其代表作《东洋的近世》

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东洋史所呈现的“东洋”这一“民族”间相互竞争、对抗的政治空间里，一个又一个“民族”轮番登场，但是，看不到它们之间在文化、社会、制度上有什么联系。在汉、匈奴、契丹、突厥、蒙古、女真之间，除了“竞争”“对抗”“贸易”之外，没有像基督教之于欧洲、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半岛那样的凝聚力和共性。虽然在文部省规定的东洋史教学大纲中，有“周之文物”“汉唐之儒学”等标题，东洋史教科书中也涉及先秦诸子和汉唐等朝代的典章制度，但是，这些只是作为“东洋之物理重心”的中国的文化，即汉文化，并不是整个“东洋”的制度文化。概言之，战前东洋史中的“东洋”，是一个缺乏文化凝聚力的空洞的概念。所谓“东洋”，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概念，毋宁说是一个政治概念，其中蕴含着日本与西洋展开博弈的政治隐喻。“东洋”既然是日本与西洋展开博弈的舞台，那么，在东洋史的历史叙事中，日本自然也就不再像佐久间象山“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文化视角中的日本那样，具有明确的“东洋”归属了。

02

“东亚”概念

在近代日语中，“East Asia”有两个译词，一个是明治时期用汉字书写的“東方亜細亜”及其略称“東亜”。1887年《朝野新闻》上刊载了一篇题为《西伯利亚铁路与东亚三国之关系》的文章，作者认为俄国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将对日本的安全构成威胁。标题中的“东亚（東亜）三国”指日本、中国和朝鲜。“俄国的主要目的在于军事，对日清韩三国之影响，亦在于军事”。在这个用例中，“东亚”没有文化含义，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随着日本军事扩张的加剧，1940年前后，在政府和军部的推动下，“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成为舆论空间中最为醒目的字眼。此时的“东亚”范围由原先的日清韩三国扩大到东南亚；而“大东亚”则涵盖了从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到太平洋西部、南部的广大地区。无疑，战时的“东亚”或“大东亚”是政治概念，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帝国秩序的表征。

“East Asia”的另一个译词是用汉字和片假名书写的“東アジア”（东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年间，日本的报章中几乎不再出现以汉字表记的“东亚（東亜）”一词，代之而起的是“東アジア”。“東アジア”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东亚”一词隐含着一种默契，即日本在地理上、文化上乃至政治上都是“东亚（東アジア）世界”的一部分。西岛定生的“東アジア世界论”（以下称“东亚世界论”）则是这一新的认识在史学界的投影。

“东亚世界论”是东京大学东洋史教授西岛定生在1960--1970年代提出的理论，这一理论对战后日本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战败后，许多知识人反思战前“皇国史观”下的日本史叙事，努力将日本史置于东亚这一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之中来理解。1948年，东京大学年轻的东洋史学者前田直典（1915--1949）提出，在近代以前，中国和印度各自构成一个“世界”，中国世界就是东亚世界，在地理上包括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和越南。前田认为，在历史上，中国、朝鲜和日本彼此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文化圈”。先进的中国是东亚的中心，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东亚各地区古代史的终结在时间上是相互关联的。前田的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前田关于应该将日本史置于东亚历史的脉络之中的观点，开启了战后日本“东亚史”研究的大门。西岛定生在日本战败前就开始与前田密切交往，在思想上受到前田的影响，他的“东亚世界论”正是在前田“东亚世界”构想的基础上提出的。

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是在“安保斗争”这一巨大的时代洪流下诞生的。1951年9月8日，日本政府与英美等49个国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同一天，日美两国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一条约使美军在日本的驻留获得了法律依据。此后，日本知识界、学生和社会各界为争取国家独立、反对将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是1960年和1970年为反对延长日美安保条约而进行的两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为了提高民众的历史认知，形成“自主的世界史像”，一桥大学西洋史教授上原专禄（1899--1975）召集西岛定生等学者编写世界史教科书，于1960年出版了《日本国民的世界史》一书。上原在该书前言中写道：“现代日本面临着社会现实及构成这些现实的实际问题，尤其是社会的民主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得尤为重要的世界和平与亚洲、非洲的独立问题”。“和平共存、完全废除军备作为现实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对日本来说，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与亚洲诸国的协作，尤其是解决日中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基于上述对世界史的认识，才能充分理解”。所谓“解决日中关系问题”，是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要求与中国建交，上原鲜明的“反美亲中”立场，也反应了作为该书作者之一的西岛定生的政治态度。

《日本国民的世界史》历史叙事的特点，在于将近代以前的世界分为相互独立的“东洋文明圈”和“西洋文明圈”。作者们一改明治以来以埃及、希腊、罗马为起点的世界史叙事传统，将“中国文明的形成和以它为中心的东亚历史的展开”作为全书的开头。其理由是：“我们日本人的历史，是东洋文明圈的历史”。以“文明圈”为单位的世界史认识、对中国文明的重视，尤其是强调日本属于“东洋文明圈”的一部分，这些构成了西岛理论的重要支柱。

1962年，西岛定生发表了题为《六--八世纪的东亚》的论文。西岛在这篇文章里指出，离开日本对佛教、律令制度、学术工艺等中国大陆文化的接受，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六--八世纪的日本会从一个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贵族联合国家过渡为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在西岛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体现中国王朝与周边国家之国际关系的政治体制”，即“册封体制”。此后，西岛将其理论逐渐深化，于1973年发表《东亚世界的形成与展开》一文，对“东亚世界论”做了系统阐述。西岛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在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一体化之前，存在着若干个地域世界，“东亚世界”是其中之一。“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是在中国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历史领域、历史世界”。它有着“自成一体的历史，换言之，有其自身固有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就是汉字文化或中国文化。

第二，“东亚世界”的地理范围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它们有四个共同的文化现象：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度。除佛教外，其他都起源于中国文化。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佛教，也是以汉译佛典为经典的大乘佛教。以上四个共同的文化现象构成了“汉字文化圈”或“东亚文化圈”。

第三，“东亚世界”是一个一元化的政治世界，它以“册封体制”，即中国王朝和周边势力之间的册封?朝贡关系为基础。中国皇帝将官爵赐予国内的功臣、贵族，以及周边民族的首长或国王，由此形成以中国皇帝为中心的身份秩序，因此，册封?朝贡关系是中国王朝内部的政治身份秩序向外部延伸的结果。周边国家和中国皇帝通过册封?朝贡关系，各自对内强化统治，对外显示权威。

第四，10世纪初唐朝灭亡后，渤海和新罗也随之灭亡，越南则出现了独立政权。至此，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走向了终结，代之而起的是经济交易圈。东亚世界从原先的政治世界变成了经济和文化世界，宋代学术和艺术的高度发展，使中国成为东亚世界的文化中心。明代恢复了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册封体制，并与戡合贸易体制相结合，形成了统一的海陆交易网，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清代。19世纪中叶欧洲势力的出现，最终导致了东亚世界的崩溃。

西岛的“东亚世界论”堪称战后日本关于东亚历史的宏大叙事框架，其意义首先在日本史研究领域，因为它打破了战前“皇国史观”下将日本孤立于亚洲之外的历史叙事。西岛从“东亚史”视角对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与变迁做了如下概括。从公元1世纪东汉光武帝时起，日本列岛的政权就主动接受了中国王朝的爵位，成为“东亚世界”的一员。即使在中国大陆政治局势陷入混乱的南北朝时期，倭国的五位国王仍然向南朝诸国朝贡，接受了封爵。在隋唐时期，日本脱离了对中国的臣属关系，保持了“不臣之客”的地位。同时，大和王朝模仿隋唐“世界帝国”，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小帝国”。因此，与朝鲜半岛的诸国家相比，日本更热衷于接受中国的律令制度。唐末的政治动荡导致了册封体制的崩溃，但是，日本等周边国家仍然与中国保持着经济和文化往来。14世纪明王朝建立后，室町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为了维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接受了永乐皇帝“日本国王”的封号。

室町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

从“东亚世界论”的理论构想和“东亚”视野中的日本史认识来看，在西岛定生的历史思考中，中国和中国文化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西岛在论述“东亚世界论”时，多次提到“东亚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东亚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世界”。西岛在1974年发表的一篇回忆老家的文章中，以儿时在乡村耳闻目睹的“唐锹”“唐臼”“唐辛子”“唐黍”等为例，强调“中国文化在东亚世界的传播，其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局限于上层社会的精神生活，还进入了民众的生活之中。西岛对中国抱有特殊的感情，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之间恢复人员往来后，西岛一共27次访问中国。从东京大学退休以后，仅1982年一年就4次访华，最后一次以71岁高龄还攀登泰山、参观曲阜的孔林。

从战后日本的社会、政治尤其是国际环境看，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具有对抗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寻求日本自主外交的时代色彩。在“东亚”这一地域概念中，凝聚着战后日本知识界对日本“回归亚洲”的现实期待。但是，不应该将西岛理论仅仅视为西岛个人或战后日本知识界一部分人“亲中反美”的政治倾向的产物。汉字和以汉字为表征的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列岛后，经过长达千年以上的积淀，早已融入列岛的社会和文化之中。其时间之久远、影响之深刻，远非近代以后才大举进入日本的西方文化可比。在这一点上，同样被西岛归入“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和越南，也不例外。

西岛理论问世后，在日本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催生了东亚史这一全新的史学研究领域。有关“东亚”历史的研究著作、论文可谓汗牛充栋，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立了东亚研究中心并发行期刊，冠以“东亚”字样的学会和研究会、研讨会更是不胜枚举。翻开各类以日本历史为题材的“通史”或“讲座”书籍，从古代、中世到近世、近现代，几乎各个时期，“东亚与日本”或“东亚中的日本”等标题比比皆是。正如西岛理论的批评者、日本古代外交史研究者山内晋次所言：“西岛对东亚世界的理解，尤其是他的册封体制论，依然对日本古代史研究（或者说整个日本史研究）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在为数众多的东亚史研究者中，东洋史领域的滨下武志（1943--）和日本史领域的深谷克己（1939--）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分别从各自的领域对西岛的“东亚世界论”进行了理论扩展。滨下在研究东亚近代贸易问题时，不同于以往的“冲击-反应”学说重视西方对中国的冲击，而是探讨前近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东南亚的贸易关系对19世纪以后这一地区贸易活动的影响，提出了“朝贡贸易体制”论。滨下认为，在19世纪西方势力出现之前，东亚和东南亚曾经出现过由“宗主-藩属”构成的朝贡体系和朝贡贸易。从汉代至清代，尤其是14-20世纪初的东亚，形成了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之间的朝贡关系。朝贡关系从整体上说是一种宽松而统一的统治关系，它并不局限于双方互派使节的“册封-朝贡关系”，还包括体系成员之间的对等交往。这一论点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岛理论的“单行道”特征——强调中国对周边的单方面影响。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滨下的研究对象虽然是近代贸易，但是，在“东亚”这一概念框架下，他得出了与西岛相同的结论，即在近代以前的东亚，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朝贡体系。和西岛一样，滨下也认为不应该将册封-朝贡视为“对外关系”，而应该将其视为中华帝国内部中央?地方关系的延续。

日本近世（江户时代）史学者深谷克己，从思考“东亚何以成为东亚”“日本在什么意义上属于亚洲”入手，提出了“东亚法文明圈”概念。深谷认为，近代以前的东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史学研究者应该致力于探究东亚国家和社会的共同特性。他认为，东亚文明发源于“先秦古典”时代，中华王朝好比是“大光源”，周边的王朝则好比是“小光源”，大小光源相加，构成了古代东亚的“法文明圈”。深谷还总结出“东亚法文明圈”的11个“共同分母”：（1）汉字与本地文字相结合的信息传播；（2）以儒释道为基础的普遍的、具有本土性的超越性观念；（3）借用老庄思想的对心法的尊重；（4）重视五常、慈爱、功过的伦理观念；（5）崇尚仁政德治的政治道德；（6）祈求太平无事的和平观念；（7）相对于国家的“百姓”之“公民”身份；（8）主张均田、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思想；（9）富贵余庆的幸福观念；（10）区分良（士农工商）贱的身份制度；（11）以华夷、事大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深谷克己从另一个角度对西岛的“东亚世界论”进行了理论修正。较之西岛定生强调中国对周边单方面影响不同，深谷克己的“大光源”“小光源”理论描绘了“东亚世界”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西岛的“东亚世界论”、滨下的“朝贡贸易体系论”和深谷的“东亚法文明圈”论，从政治、文化、经济、法律和伦理文化等不同角度，论述了前近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内部的相互关联。与战前东洋史中的“东洋”不同，“东亚”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汉字文化圈”或“东亚文化圈”的基础上构筑的空间概念。以西岛理论为契机，历史上的“东亚”成为一个具有内部同一性的空间。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东亚”作为一个地域空间概念，其使用范围已经远远越出学术领域，进入了高中历史课本。通过历史教科书，“东亚”已经成为日本人认识世界不可或缺的概念。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问世以后，在日本学界也不乏批评之声。批评者大多是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指出西岛理论的不足，对于西岛提出的“册封体制”或“东亚世界”“东亚文明圈”等概念框架，基本上都是持肯定态度的。

概言之，西岛的贡献在于将“东亚”这一地域概念导入史学研究领域，将积淀于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历史文化中的中国要素，扩展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共同的文化要素。西岛理论的不足之处，则在于过分强调中国王朝与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之间的“册封-朝贡”关系，西岛称之为君臣关系。无论是政治视角下的“册封体系”，还是文化视角下的“东亚文化圈”，展示的都是一条由中国通向周边的“单行车道”。如后文所述，“东亚世界论”明显的“中国中心”取向，成为西岛理论近年在日本学界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其次，在西岛的“东亚世界论”中，“东亚世界”的成员必须具备汉字、儒教等四项指标。这样，便产生了一个空间上的问题：“东亚世界论”无法涵盖中国“北边、西边”的游牧、采集和狩猎地区。因此，严格说来，西岛理论中的“东亚”并不包括中国的“非汉”地区，其空间范围显然小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东亚”。

03

“东部欧亚”概念

“东部欧亚”（Eastern Eurasia）指欧亚大陆的东部，由“Eurasia”一词延伸而来，日语译为“東部ユーラシア”或“ユーラシア東方”。据笔者所见，在日本最早使用“东部欧亚”概念的是环境史研究者上田信。上田认为，以云南大理为圆心，历史上形成了包括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东南亚、日本、乃至印度、中亚和俄罗斯南部等地在内的广阔的“东部欧亚”生态圈和交易圈。近年日本史学界流行的“东部欧亚”概念，在研究取向上更多地受到蒙古史研究者杉山正明的影响。1997年，杉山将匈牙利裔美国学者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1916-2011）的“Central Eurasia”概念引介到日文世界，提出了“中央欧亚（中央ユーラシア）”概念，其范围大致包括北亚、中亚、西藏、阿富汗、印度西北部、欧亚大陆西北部、俄罗斯、东欧部分地区、伊朗、叙利亚、红海沿岸的“干旱地带”。

目前日本学界关于“东部欧亚”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或曰包括日本、中国和朝鲜在内的“东亚”及其周边的海域世界，加上由包括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在内的中亚构成的广袤的历史世界（山内晋次）；或曰“帕米尔以东的欧亚大陆东部”（森部丰）；或曰“帕米尔高原以东”，包括没有进入西岛定生“东亚世界”范围之内的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广濑宪雄）；或曰“从东亚到中亚”（菅沼爱语，菅沼秀夫），或曰东起帕米尔以东，西至印度、波斯、阿拉伯半岛（鈴木靖民）。有些研究者将日本排除在“东部欧亚”之外，如阿部幸信认为，“东部欧亚”是“构成中国核心部分的半封闭的空间”，西起青藏高原，北至蒙古高原，东至太平洋。古松崇志将“欧亚东方”的范围界定为帕米尔以东，具体包括中国、朝鲜半岛、西伯利亚东部、蒙古高原、印度支那半岛。显然，日本也不包括在“东部欧亚”之内。近年有关“东部欧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史领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明治以来的塞外史，尤其是“南北问题”研究的延续或扩展，另一类是日本古代外交史研究，从以往“东亚”框架中重视倭国/日本与中国王朝的关系（尤其是日-唐关系），转向重视日本、新罗、百济、渤海等国的相互关系，以及日本与“东部欧亚”内陆地区间人员与物资的移动。

为何在进入21世纪后，日本史学界会出现“东部欧亚”研究热？“东部欧亚”研究与战后的东亚史、战前的东洋史有何关联？这两个问题是彼此相关的。我们有必要先看第二个问题，因为“东部欧亚”研究是以否定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否定战后日本史学研究中的“东亚”框架为前提的。如前所述，西岛理论在1960年代初问世之后，就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过批评。但是，论者对于西岛的理论框架基本上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进入21世纪后，不但西岛理论的两个支柱“册封体制论”和“东亚文明圈”学说受到批判，连“东亚”这一地域空间概念也受到了质疑。

近年日本学界对西岛理论的批评，来自东洋史和日本史两个领域。2005年，东洋史研究者杉山正明批评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东亚文化圈”学说夸大了唐朝的影响，是日本人对汉字文化圈“片面的构想”，不符合历史事实。杉山认为，从安史之乱至五代大约二百年间，从草原世界到亚洲东部地区进入了“分权化”和“多极化”时代。研究者们在考察唐代到两宋六百多年的历史时，必须摆脱以往的“中华”框架，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史的脉络之中。他还批评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纵向”，即中国与北方民族的关系，认为不应该将辽、金、元纳入中国史框架，而应该纳入“中央欧亚史”（Central Eurasian History）的框架之中。杉山的论点在东洋史和日本史领域都产生了反响。东洋史研究者古松崇志提出，不应该将契丹、西夏和金作为“东亚”历史的一部分，而应该从中国史和中央欧亚史两个角度研究契丹、西夏、金与宋朝的关系，因为三者“都是由多个种族集团构成的以游牧部族集团的军事力量为核心的中央欧亚型国家”。

对西岛理论最激烈的批评来自日本古代外交史领域的两位研究者。2010年，山内晋次在历史科学协议会第44届全国大会上，以《“东亚史”再考：从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立场出发》为题发言，对西岛的“东亚”框架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西岛的东亚世界论“在理论形成、时代背景和实证方面都存在局限性，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西岛的“东亚”概念更是“常常令人感到局促”。他一方面肯定以往的学者将日本历史置于“东亚”框架之中，从而摆脱了“国史”式研究的局限，但是，他批评以往与“东亚史”相关联的日本史研究视野狭窄，往往仅限于日、中、朝三个国家，与日本中世纪形成的“天竺、震旦、日本”三国史观一样，是“局促的新三国史观”。他主张应该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包括东亚、东北亚、北亚、中亚、东南亚在内的“东部欧亚”。

同年，广濑宪雄在2010年度历史研究会全国大会古代史分会上做了题为《东亚世界论的现状与展望》的报告，对西岛理论提出了三点批评。第一，“空间上的局限”，批评西岛理论未能涵盖对抗中国王朝的北方和西方势力。第二，“时间上的局限”。认为西岛理论主要以中国王朝强盛的隋代和唐代前半期为对象，未能涵盖唐代后半期、五代和宋辽金元时期。第三，“周边主体性”的缺失。批评西岛理论重视中国对周边的影响，轻视了周边势力的主体性。广濑认为，西岛理论的核心是中国王朝与周边诸势力之间的君臣关系（册封体制），这是西岛理论的“结构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考察“以非君臣关系或对等关系为重心的外交关系”。

山内和广濑的意见在当今日本史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专修大学为例，该校社会知性开发研究中心的附属研究机构东亚史研究中心于2008年启动了一项研究计划，名为“古代东亚世界史与留学生”。计划开始的头一年就有人对“东亚”概念提出了质疑：“东亚世界这一研究框架究竟意义何在”？“东亚世界史论是否有效”？显然，这两个问题的矛头都是指向西岛定生的。在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中国王朝在政治上关心的始终是中国的西边和北边，而非东边”。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能否将这些地区的历史作为东亚史来叙述？又有人批判西岛定生将古代东亚世界视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具有统一秩序的世界，认为这是“中国中心主义”。多数意见认为，研究中国史不应该局限于“东亚”，还应该关注“西边”和“北边”，而“东部欧亚”作为涵盖“东边”与“西边、北边”的地域概念，足以取代原有的“东亚”概念。于是，2014年，原先的“东亚史研究中心”的名称被改成了“古代东部欧亚研究中心”。

概言之，近年日本史学界对西岛“东亚世界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西岛的“中国中心”取向，与此相关，“东亚”这一空间概念，也在问世半个多世纪后，受到了“东部欧亚”这一新的空间概念的挑战。关于“东部欧亚”概念的“去中国中心”取向，山内晋次曾经明确地指出，西岛“东亚”框架的贡献在于将日本史相对化，而“东部欧亚”研究则有助于将中国史相对化。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何在进入21世纪后，日本学界会出现“东部欧亚”研究热？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在日本学术界受到质疑，除了学术因素外，还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东亚”这一地域概念的位置颇为吻合。日本民主党在2009年上台前后，曾经试图改变自民党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强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为此，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一时间“东亚”地域主义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但是，民主党政权很快就在冲绳美军基地的迁移等问题上陷入困境，鸠山宣布下野，民主党彻底放弃了外交上的初衷。在民主党政权后期，野田内阁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了中日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激烈对抗。日本内阁府2015年10月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不抱好感的回答高达80.7%，抱有好感的回答仅为18.1%。与此相反，对美国抱好感的回答则高达83.1%，不抱好感的仅为15.8%。随着“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破灭、中日关系陷入低谷，日本的舆论空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亚”一词的出现频率大大降低，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个地域概念?“亚太”。“亚太”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东亚地域主义，维持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实力而提出的地域概念。一个是象征中、日、韩三国联合的“东亚”，一个是象征日美同盟的“亚太”。这场概念之争已见分晓。2015年9月，安倍政权强行通过安保相关法案后，日美同盟关系进一步加强，“东亚”这一地域概念也从日本的舆论空间中渐渐淡出了。学术界并非脱离现实的真空世界。正如当年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带有1960年代安保斗争的时代氛围一样，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格局中，“东亚”这一地域概念日趋式微，呼唤出史学界近年的“东部欧亚”研究热潮。

日本内阁府2015年10月舆论调查

那么，宏阔视野下的“东部欧亚”研究是否能取代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成为21世纪史学研究领域中新的“大理论”（grand theory）呢？“东亚世界论”问世至今，已经时隔半个多世纪。如前所述，“东亚世界论”重视中心（中国）对周边（朝鲜、日本、越南等“东边”地区）的影响，而且主要适用于具备汉字、儒教等四项指标的农耕地区，无法涵盖中国“北边、西边”的游牧、采集和狩猎区域。如果研究者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对“东部欧亚”开展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能够从整体上解释“东部欧亚”这一广大区域内农耕、游牧、狩猎、采集等多种社会形态间相互关联的概念和理论，那么，“东部欧亚”势必能够取代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中的“东亚”概念。然而，目前看来，东部欧亚论者尚未能提出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也未能描绘出一幅完整的、令人信服的“东部欧亚”历史图景。理由有三：

第一，关于西岛理论缺乏“北边、西边”视角的批评，堀敏一（1924--2007）在1963年就指出，西岛的册封概念无法涵盖中国王朝与突厥、回鹘、吐蕃等“北边、西边”民族的关系。他认为，不同于亚述帝国、罗马帝国和伊斯兰帝国，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帝国虽然本质上是统治与从属的关系，但是，其统治形式表现为中国与周边松散的“羁縻”关系。强调中原王朝对周边的“羁縻”式统治，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中国传统的华夷叙事，也是对战前东洋史“南北问题”、即汉与非汉问题的反叙事。堀虽然将“东亚世界”的空间范围扩展到历史上中国北边、西边的“非汉”地区，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一个既适用于“北边、西边”的游牧、采集和狩猎地区、又适用于“东边”农耕地区的理论框架。近年一些论者常常援用堀敏一的论点，批评西岛理论缺乏“北边、西边”视角。但是，却没有人批判堀的“中国中心”取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堀强调中原王朝对周边的“羁縻”式统治，正是东部欧亚论者们反对的“中国中心化”叙事。一些东部欧亚研究者关注中原王朝与“西方、北方”的外交关系，通过对外交文书以及相关资料的分析，呈现了中原王朝与“西方、北方”势力之间的“非君臣关系”或“对等关系”的一些实例。这些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东亚外交史的理解，在学术上将以往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但是，仅仅以这些实例，并不能否定西岛理论在研究中国与“东边”农耕地区的政治、文化关系中的有效性，也未能描绘出“东部欧亚”内部不同势力间互动关系的整体格局。

第二，东部欧亚研究强调“多元”与“关联”，具有全球史研究重视大空间、长时段、超越民族国家范围、去中心化的特征。与西岛理论重视中国与“东边”关系不同，“东部欧亚”研究将视野扩展到“帕米尔以东”，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在内的内陆和海域世界，关注“东部欧亚”这一广袤空间中人员、物资和信息的流动，尤其重视地区间的相互关联。例如，菅沼爱语和菅沼秀夫通过7世纪下半叶唐朝和吐蕃之间的数次战争，考察中国周边政权和民族的动向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强调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渤海国的建立、突厥和契丹的强盛对唐朝?吐蕃关系的影响。山内晋次以“日宋贸易”中的硫磺贸易为例，指出11世纪北宋王朝向日本大量采购硫磺，其直接原因乃是当时北宋正与西夏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为了防范西夏的进攻，北宋制造了一百万支弓箭和火炮箭，而硫黄作为火药的主要原料，成为稀缺物资。北宋同时还向朝鲜半岛、中亚和西亚地区购买了硫磺。山内认为，只有从“东部欧亚”而不是以往的“东亚”视野，才能揭示围绕日本出产的硫磺而展开的生动的历史世界。

如果将近年的“东部欧亚”研究置于日本东洋史学发展的脉络来看的话，人们便不难发现，强调“多元”与“关联”的全球史视角其实并不新奇。早在一百多年前，白鸟库吉等东洋史家就对“移动”和“关联”十分关注。至于“多元性”即“去中心化”，更是贯穿东洋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意识。如前所述，东洋史反对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华夷叙事。白鸟库吉等塞外史学者关注不同民族间为“争天下”而展开的一次又一次角逐，将儒家传统的华夷叙事转化为“南北对抗”叙事；宫崎市定更是反转华夷，认为汉人社会因文明发达而陷入颓废，需要周边的“朴素民族”注入新的活力。桑原《蒲寿庚事迹》（1923年）描绘了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家族徂西向东移居中国，尤其是蒲氏家族在广州、泉州经商从政的轨迹，时间跨度由唐初到宋元，研究领域涉及中外关系、东西交通、南海贸易、“番”汉通婚、沿海贸易政策等许多方面。比之近年出版的两部以粟特人为题材的“东部欧亚”专著，在文献的发掘和研究的时空维度上仍胜一筹。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者为了强调中原王朝与西方、北方民族间的“非君臣关系”或“对等关系”，将时间轴延展到唐朝后期、五代，尤其是中原王朝处于军事弱势的辽金宋时期，而将典型体现中原王朝与周边“君臣关系”的明清两朝排除在外，将突厥消灭柔然后建立的转瞬即逝的政权（突厥可汗国，552-583）称为“世界帝国”，而将盛唐时期视为为历史的“例外”。这些立论因缺乏详实的论证而难以令人信服，使人联想到“大东亚战争”背景下宫崎市定反转华夷的目的论式的研究。

第三，由于“东部欧亚”研究在选题上偏重于移动和外交意识，很少关心社会、文化和法律制度，往往将复杂而丰富的历史简化为“关联”。以前文提到的山内晋次关于日宋硫磺贸易的研究为例，村井章介认为，以物流为指标设定地域空间，必然会涉及到出产地和消费地。硫磺产地与“亚洲海域”在空间上相一致，乃是偶然现象。这和研究16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时，必须将视野扩展到中南美地区是一样的。强调“关联”而罔顾形塑“关联”的动因，也是当今流行的全球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之一。S. 康拉德在对全球史研究进行评述时指出：“情势的重要性高于全球关联，若要理解关联本身，就必须全面了解这些情势。换言之，交流有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种现象表明了促使交流活动得以发生的基本结构的转型”。同样，村井也提醒人们不应该忽视中国在各种“关联”中的中心位置，因为无论是“东亚”还是“东部欧亚”“亚洲海域”，“都只不过是由于汉族文明压倒一切的存在而产生相互关联”的地域空间。

近年来，随着日本史学界“东部欧亚”研究热不断升温，有人预言“东亚”这一概念在历史学界行将失效。但是，也有论者认为，如果“东部欧亚”研究仅仅只是加深了人们对日本历史的理解的话，那么它还不足以取代西岛的东亚世界论。笔者要强调的是，由于缺乏对“关联”形成背后真正动因的分析，“东部欧亚”研究陷入了与战前东洋史相同的困境，即未能揭示“东部欧亚”这一广袤空间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共性。正因为如此，“东部欧亚”研究也就不足以动摇西岛提出的以汉字、儒教、汉传佛教和律令制为共同指标的“东亚文化圈”理论。与“东洋”相比，“东部欧亚”概念的地理边界更为模糊、更缺乏内部同一性、因而也更为空洞。由此可以预见，“东部欧亚”概念将难以取代史学研究中的“东亚”概念。

04

结语

从本文围绕“东洋”、“东亚”和“东部欧亚”三个地域概念的考察可以看到，自明治中期西方近代史学传入以来，日本史学界经历了两次“空间转换”，并且在进入21世纪后，又出现了第三次“空间转换”的趋势。第一次转换发生在明治中期东洋史诞生之时。东洋史叙事的主要假想敌是儒家传统的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华夷叙事。东洋史中的“东洋”主要指中国和朝鲜，是一个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他者”概念。东洋史研究的核心是“南北问题”，即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游牧与农耕、汉与非汉的关系问题。作为日本帝国对外扩张时代的“帝国知”，东洋史的历史叙事具有“重武轻文”的特征，它通过强调“东洋诸民族”之间“平等”的竞争与对抗，颠覆了传统的华夷叙事。然而，东洋史中的“东洋”只是一个空洞而模糊的概念，因为东洋史学未能揭示“东洋”空间中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共性。空洞而模糊的“东洋”概念，象征着近代国际政治关系中日本与“东洋”和“西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日本自诩为“东洋之盟主”，肩负着率领亚洲国家抗拒“西洋”侵略的使命；而日本的“盟主”地位又来自明治维新后以“西洋”为榜样的“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从东洋史诞生之日起，日本就被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亦是东洋，亦非东洋。

日本史学史上的第二次空间转换发生在1945年日本帝国崩溃之后。昔日的“盟主”意识在炮火的余烬中灰飞烟灭，战后的日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使命：结束外国军队在日本的驻扎，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回归亚洲”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拒绝“日美同盟”、寻求自主独立的另一种选择。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既是对战前“脱亚”意识下的东洋史、日本史研究的否定，也是史学界对战后日本社会“归亚”诉求的呼应。西岛理论强调历史上中国王朝与“东边”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之间的册封?朝贡关系，以及汉字、儒教、汉传佛教和律令制度从中国向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传播，揭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内在同一性。“东亚”概念体现了战后日本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日本属于“东亚”世界，日本与东亚的邻国，尤其是作为东亚世界中心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葛饰北斋的浮世绘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史学界出现了从“东亚”到“东部欧亚”的第三次空间转换的趋势。这一趋势发端于日本史学界对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乃至“东亚”这一研究框架的批判。对“东亚”概念的质疑，是冷战结束后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由靖国神社参拜问题、钓鱼岛问题引发的日本舆论“嫌中”情绪在史学界的投影。批评者认为西岛的理论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过时了的“中心-周边”理论，它使日本史研究局限于“东亚”这一狭小的空间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近年来日本史学界流行的“东部欧亚”研究。在方法上，“东部欧亚”研究反映了当今全球史研究的新动向：关注人员、物资、信息的“流动”，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在“东部欧亚”研究中，战前东洋史关注的“南北问题”，即农耕与游牧、汉与非汉问题再度受到青睐。为了否定西岛的“册封体制论”，一些研究者强调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的“非君臣关系”和“对等关系”，描绘了一幅由多个“小帝国群”构成的多元的“东部欧亚”国际秩序。在农耕与游牧、汉与非汉问题上，“东部欧亚”研究与战前的东洋史叙事遥相呼应。“东部欧亚”研究虽然较之“东亚史”研究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但是，研究者很少关注社会、文化和法律制度，往往将复杂而丰富的历史简化为“关联”、“对等”或“多元”图景。“东部欧亚”研究由于缺乏对“关联”形成背后真正动因的分析，陷入了与战前的东洋史一样的困境，即未能描绘出一幅完整的、令人信服的“东部欧亚”历史图景，也未能揭示“东部欧亚”这一广袤空间中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共性。

最后，本文还有一个尚未探讨的问题，即日本在东部欧亚中的位置问题。在“东部欧亚”研究中，日本要么被置于边缘位置，要么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一些研究者构建的“多元的”东部欧亚国际秩序中，日本只是一个远离“东部欧亚”中心地带的周边“小帝国”。曾几何时，日本在将“东洋”概念他者化的同时，也使自身成为游离于“东洋”之外的“他者”。同样，日本在“东部欧亚”研究中的边缘化，也意味着日本的他者化。近年日本民意调查所显示的“亲美嫌中”的舆论倾向，与半个世纪前的“安保斗争”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年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在日本广受欢迎，与今天日本史学界对西岛理论的全面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半个多世纪来日本民众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难以回避的“他者”之态度的变化。从“东亚”概念到“东部欧亚”概念的空间转换的趋势中可以窥见，日本史学界正涌动着一股与战前东洋史遥相呼应的思潮：“脱亚”。

本文原刊于

《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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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山泉杏荷